萧老师走了。在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十一年之后，走了。走得很安详，很平静，甚至可以说很洒脱，一如他生前对许多问题表现的态度一样。 萧老师是在1996年人大哲学系四十周年系庆后的第二天患病的。中风，脑溢血。他太高兴了，太兴奋了。那么多的老朋友，老学生都来庆祝，都来看他，他能不高兴吗？能不兴奋吗？他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早的一批建设者，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，是人大哲学系的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，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哲学，献给了人大哲学系；他见证了人大哲学系的诞生，见证了她的辉煌，也见证了她经受的各种磨难。他是性情中人，在这种场合，他不可能不兴奋，不可能不高兴。或许就是因为太兴奋太高兴了，再加上劳累，导致了他的脑溢血。经过多方的全力抢救，生命算是保住了，可身体左侧失去了知觉。此后，他的生活已不能自理，也只能依靠轮椅来行动。既使这样，他还坐着轮椅参加了江泽民在人民大学的座谈会，参加了中国哲学五十年纪念大会。他还不断地发表文章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，贡献给社会，贡献给我们的民族。 2004年，响应中央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召，为了纪念萧老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、对人民大学哲学系发展的巨大贡献，经学校领导批准，人文学院哲学系召开萧前教授八十华诞纪念大会，李瑞环、李铁映同志来信祝贺，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同志到会致辞，人大校长纪宝成、党委书记程天权向萧老师敬献了鲜花，哲学界的许多泰斗式人物如韩树英、黄楠森、陶德麟等和各个重点院校哲学系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。萧老师向到会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，他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，对受到这么高的赞誉感到受之有愧，表示自己一息尚存就要为中国的哲学事业奋斗。他的答谢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。 此后不久，他开始出现尿血，医院先是怀疑肾脏有问题，做了肾切除，同时又发现膀胱里长了东西，最后确定是膀胱癌。萧老师从此不仅要忍受偏瘫引起的诸多不便，还得与癌细胞进行顽强的抗争，忍受化疗带来的各种痛苦。萧老师一辈子都保持着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，面对生命中出现的种种逆难，面对横加到他头上的一些不实之辞和不公正待遇，他从来都以一种哲人的胸襟坦然待之，正如他〈〈一个哲学老兵的沉思〉〉中所写的那样，“多少年来，在教学之余，笔耕不辍，我的文章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表扬，文革间却又被‘革命群众’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而严厉批斗；我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、哲学组召集人，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、名誉会长，有一段时间又被一些人视为没有与中央保持一致而编入另类。但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，个人际遇如何沉浮，我始终没有改变对哲学智慧的热爱，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求，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。” 萧老师豁达乐观，机智幽默，他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往往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学生们去看他，见他精神很好，身体也胖了，要知道过去他可是很消瘦的，学生们说，你比过去胖了，他指着潘瑰智师母说，“她是一个模范饲养员啊！”大家都笑成了一团。中风偏瘫需要进行一些恢复性锻炼，萧师母想尽了各种办法，除了每天陪着他散步，床上面挂着吊环，床边按着扶手。学生们去看望他，有时候他躺在床上，还要做几个动作，开玩笑地说，她要把我培养成运动健将哩！就在他最后一次住院前，他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还开玩笑地说，“我这可真是垂死挣扎呀！” 萧老师生命的最后二十年，是潘师母陪伴着他度过的。尤其是在中风之后，全依靠着潘师母的侍侯，不仅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精心照顾，也包括精神上的相濡以沫互勉互励。潘师母是主任医师，医疗护理方面都很有经验，萧老师生病之后，她把照顾好萧老师让他心情愉快当作唯一的事情，作出了巨大的牺牲。这一点，萧老师的朋友和学生们每次谈起来都是很有感触的，就连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凯列教授都深有同感，在得知萧老师去世后他发来的唁电中，特别提到萧老师的去世“这是她特别重大的损失，为延长萧前教授的生命，她付出得太多了！” 因为癌细胞的扩散，萧老师最后不得不又住进了医院。这一次只在医院待了十多天，也没有经受什么明显的痛苦。他在神志还清醒的时候，把亲属子女分别叫到病床前，一一作了交代。他象要出远门一样地走了，走得很平静很安详。这也许是爱他的亲属、朋友和学生们唯一所能够聊以安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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